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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“营田”历史文化初探与文史资料考证

一、“营田”含义。

“营田”，百度百科词语解释包含以下三个意思：一是经营田产，购置田地；二是屯田，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或召募流民于驻扎地区种田，以供军饷；三是屯田制之耕作地。

二、“营田”早期的史书记载。

根据最早的史书记载：

“营田”，是指经营农事。“大教民营田，收谷数十万斛。”——《新唐书.卷111.张俭传》。

“营田”，是指公家集聚流民，供给住宿以耕种田地的一种屯田制度。“营田者，募民耕之，而分里筑室。”——《文献通考.卷七.田赋考.屯田》。

“营田”，是指屯田的田地。“初，州有营田，宰相遥领使，而刺史得专达。”——《新唐书．卷一四三．薛珏传》。

三、我国历史上的“营田”。

我国历史上的“营田”，也有时称为“屯田”，但二者又有不同。“营田”也叫“水利营田”，包括一系列治河、防洪防旱、开渠筑坝、疏通通航、引水灌溉等水利工程，“甚哉，水之利害也”“自是之后，用事者争言水利”（西汉.司马迁《史记.河渠书》），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利用水利改造田地，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：一是通过充分利用水利而改善土地的生产条件，提高农业产量；二是为了提高粮食单位产量而改变传统耕作方式，充分利用水利，在北方尝试推广高产作物——水稻。“屯田”多指利用戍卒或农民等人垦殖荒地，如：“自武帝初通西域，置校尉，屯田渠犁”（《汉书.西域传下.渠犁》）；“是岁用枣衹、韩浩等议，始兴屯田”。（《三国志.魏志.武帝纪》）

“营田”和“屯田”这两种土地经营方式在宋代和宋代以前区别较大，宋代以后在使用中经常混用。清代以前的“营田”和“屯田”大多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。

北魏宣武帝时(500—503) 命范绍为西道6州“营田大使”，实即“屯田大使”，因此屯田也称“营田”；唐代后期，内地设置很多屯田区，人们多将屯田称为“营田”，唐各道设“营田使”，州县设“营田务”，管理营田；宋承唐制，设“营田大使”、“营田使”，管理营田事务；唐、宋时，多称军屯为屯田，民屯为“营田”；元、明时期通称屯田。

清代，清雍正年间的土地经营有称“营田”的，也有称“屯田”的，其中在直隶的水利农耕称为“营田”，朝廷官称“营田”，专设“水利营田府”机构、设“水利营田使”官职，大兴畿辅“营田”。在新疆、甘肃等地则称为“屯田”。“屯田”强调开发地利，垦荒的性质更明显；“营田”充分利用水利，这是不同于屯田的主要特点，许多文献称之为“水利田”，将“水利营田”列入“水利田”一类，而诸多官方文献中将“水利田”与“屯田”列为并列的门类（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六《田赋六.水利田》）。可见，雍正年间的直隶水利“营田”并非“屯田”。

“营田”又不同于垦荒。雍正年间的畿辅“营田”活动一部分是在荒地上进行，一部分是在熟地上进行，更突出水利，是由国家投资、与治河并举、兴修水利、开辟水田、种植水稻的活动。普通垦荒活动不被官方列入水利营田活动中。

四、唐山古代“营田”（古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时期）。

（一）唐山“营田”兴起。

在今海河流域、滦河流域，很早就有“营田”的记载，东汉、北魏时期实行“屯垦戍边、寓兵于农”政策，在京东通州、蓟州（古渔阳）一带开发“营田”、种植部分水稻。元代之前的京东相对比较偏远，这一带的“营田”多因军事而起，或为解决军粮或为安边御敌，均以军屯为主要形式，既有水田也有旱田。这种因军事而进行的“营田”也因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废弃，难以长久，但对当地的农业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，影响到了畿辅之地京东地区的农业生产。

元朝北京建都，成为了全国政治军事中心，汇聚了大量官员家眷、驻扎了大批军队，“南粮北运”以供京城，但大运河运输成本高，加上时有黄河泛滥河道阻断、兵匪劫粮等情况，常常是运几石粮才得一石粮。因此，在畿辅之地开发“营田”、解决北方特别是京城粮食问题，成为了元朝直至明清两朝一项国家大事。

泰定年间（1324年—1327年），翰林学士虞集提出在京畿之地开发“营田”，在京东种植水稻，他指出“京师之东，濒海数千里……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”，主张“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为田”。（《元史.虞集传》）

元末（1353年）丞相脱脱建议发展北方水田，奏请皇上“京畿近地水利，招募江南人耕种，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，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”（《元史.顺帝纪五》），得到顺帝支持并设立“都水庸田使司”，脱脱亲自主持“大司农司”，在京畿之地开发“营田”，其中包括玉田县、丰润县（含原丰南县，原丰南县属丰润县），开始了唐山最早种植水稻、开发“营田”的历史。

可见，唐山“营田”初期萌芽于东汉北魏时期，“营田”真正形成于元末时期，“营田”地域在玉田、丰润、丰南。

（二）唐山“营田”发展。

明朝中期（1522年至1572年）大学士丘浚重提虞集旧议，建议于京东沿海地区筑堤捍水、浚河蓄水，改良利用滨海土地，招募屯垦，治理盐碱地，“必筑堤岸以拦咸水之入，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”，断河流、开长河、筑长堤、设水门，盐碱地变为良田千顷。（明.丘浚《屯营之田》）

明朝万历年间（1575年）徐贞明提出兴修畿辅水利、开垦水田，他认为“淀泊洼地留以蓄水，附近高处开辟圩田，如此则水利兴而水害除；至于永平、滦州……皆良田也”（《明史.徐贞明传》），唐山滦州包括现在的滦州市、迁安市、乐亭县、唐海县、滦南县、丰南区曾属永平府管辖。

明朝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天津巡抚万世德下令在静海至直沽、永平一带开垦水田，无论军民都要“自备工本，尽力开种”“官给印照，世为己业”。（光绪《畿辅通志》卷九十《河渠十六》）
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海防巡抚都御史汪应蛟“念地无水则碱，得水则润，若营作水田，当必有利”，首倡屯田、营田，“始买牛制器，开渠筑堤，一时并兴”，水稻田2000亩（明.汪应蛟《海滨屯田疏》）；汪应蛟修筑的围子很多，最著名的是“十字围”即以十个字编号的十个围田，中间是一条较大的水渠，两侧各有五围，围内又开小渠，纵横交错，与较深的大渠相通，大渠又与河海相连。

正如清代雍正年间参与水利营田的陈仪所说“至今土人犹传十字围，所谓“求人诚足与，食力古所贵”者是已”（清.吴邦庆辑《畿辅河道水利丛书.水利营田图说》）。至今丰南王兰庄一带仍有“官围”、“南围”、“北围”之说。

屯田工程布置：“一面滨海，三面开渠与河沟通，深广各一丈五尺”构成环绕屯区四周的沟河系统；区内“四面筑堤以防水涝，高厚各七尺”，形成一座堤岸高厚的大围子，围口设闸控制，“又中间沟渠之制，条分缕析”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围田模式，有利于挡潮拒咸、蓄淡洗碱。（清.吴邦庆辑《畿辅河道水利丛书.畿辅水利辑览》）

明朝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太仆卿董应举在通州以东、山海关以西进行屯垦戍边活动，包括永平府在内共十八万亩，在汪应蛟屯田旧迹上复垦“十围”即“食、力、古、所、贵、求、人、诚、足、与”，新开发“四围”即“出、作、入、息”，“收红白稻一万五千余石”。（《明熹宗实录》卷四十二）

明朝水利营田是由朝廷官方所倡导和主持，是以军队屯田为主的军屯，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需，营田主要分布在水源条件较好的天津和京东包括唐山玉田、丰润、滦县等地一带，既有旱田也有水田，劳动力以士兵为主，有的地方招募南方稻农。（《明史.李继贞传》）

至此，唐山“营田”到了明朝又有了发展，从玉田、丰润、丰南扩展到了古永平府、古滦州，包括现在的滦州市、迁安市、乐亭县、唐海县、滦南县、丰南区，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。

（三）唐山“营田”鼎盛时期。

清朝雍正时期是唐山“营田”的鼎盛时期。

清初，由于经历了多年的战乱，京畿地区水利失修，水旱灾害频发。顺治时期，水利建设主要在东南，畿辅很少国家投资，朝廷只在玉田、丰润修筑堤岸，以便防洪。（《大清会典则例》）

康熙时期，畿辅地区的水利得到朝廷重视，康熙四十三年，朝廷投资丰润开挖河道、开垦水田，每顷水田配四部水车，构成排灌系统，达到治河、灌溉、营田目的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一八）；康熙十二年，清内务府在玉田县设“稻田庄”一所，有“营田”660亩。（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卷一六〇）

雍正继位后实行重农政策，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任命康熙十三子、雍正的患难兄弟、怡亲王允祥负责直隶“营田”水利实务，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设“营田水利府”、设“水利营田使”，由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，怡亲王提出“营治稻田，必须次第经理”，由国家“率先营治，以为农民之倡”。（清潘锡恩.《畿辅水利初案》）

“营田水利府”下设四局即京东局、京西局、京南局、天津局，负责水利营田工程，水利“营田”首先自京东开始，在京东的滦县、玉田、丰润等地试种水稻，这一带背靠高山、面朝大海、山泉较多，灌溉条件要比直隶南部好得多，这里“流泉喷涌，可种稻之处甚多，且地势高阜，无水潦泛溢之患”，“若开浚沟渠，引流种稻，于民生甚有裨益”，当年“营田”15000亩水稻，京东局包括唐山的玉田、丰润（含丰南）、滦州（含滦南）、迁安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六《水利营田》）

由于北方农民不懂水田之法，雍正下令江浙两省各选三十名熟悉水田耕种的人，每月给以工时粮米，令其到直隶教耕，等本地人学会之后，允其返回原籍；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，延请江浙工匠制造，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，以便使技术传接下来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九十四）

稻田造价较高，并不是家家都能种植水稻，怡亲王推行“小民力不能办者，动支正项代为经理，田熟岁纳十分之一，以补库帑，足额而止；其有力之家，率先遵奉者，圩田一倾以上，分别旌赏，违者督责不贷；有能出资代人营治者，民则优旌，官则议叙，仍照库帑例，岁收十分之一，归还原本。”。（清.怡贤亲王《请设营田专官事宜疏》）

开局“营田”的当年，各地就获得丰收，“营田”种稻成绩：京东局包括唐山的滦州、丰润、玉田六州县，稻田33500亩，京西局稻田76000亩，天津局稻田62300亩，京南局稻田156700亩，共计“营田”稻田328700亩。

在雍正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下，在怡亲王允祥总理水利营田下，畿辅水利营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，雍正赐赠怡亲王允祥御诗以表彰其“营田”功绩“经理度支需赞画，畴咨水土奏丰穰”。（《八旗通志》卷首之二《赐怡亲王》）

（四）京东局“营田”中的唐山“营田”。

京东地区临近京城，未开发的荒洼盐碱地较多，且“负山控海，负山则泉深而土泽，控海则潮淤而壤沃”，既有丰富的水资源，又有肥沃的土壤，“诸州邑泉从地涌，一决即通，水与田平，一引即至，具可疏凿成田”，京东以其丰富的水利资源，在雍正年间的“营田”活动中起了先锋作用，尤以玉田、丰润为最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六《水利营田.京东局》）

1、玉田“营田”。

玉田县北面靠山，泉水较多，涌泉成河；蓝泉河长年泛滥成灾，还乡河更是屡决。玉田县令王时泰省灾诗云：“巨浪千层水色新，秋成万顷没河滨。蛟龙不解苍黎恨，鱼鳖徒增赤子贫。怕听荒村云致雨，忍看残室灶生尘。灾伤谩道从来有，旱魃伤禾已二春。（光绪《玉田通志》卷三《輿地志.山川》）

怡亲王允祥经营畿辅玉田“营田”，疏通了蓝泉河，拓宽加深、修筑堤防；治理了还乡河，裁弯取直、拓宽河身、疏浚淤塞；引小泉、暖泉、孟家泉、黄家山泉、蓝泉等河水注入蓟运河，在玉田县袁家庄、曲河头、韩家庄、邢家楼、后湖庄等处共开发“营田”17448亩，这还不包括农民自营稻田。

特别是玉田县的后湖庄，明代徐贞明曾说，这里只要疏浚一下河流即可以种植水田。后湖北面是山，山水涨发时与蓝泉、螺山泉之水一并流下，形成一片沼泽地，芦苇丛生。雍正四年春怡亲王巡行水利经过这里，说“此稻乡也。”，亲自绘制一张水利营田图交给玉田县令吴士端，下令营治水田，吴士端奉行不悖，工竣田成，水稻连年丰收，吴士端也因此升任永平府知府，玉田、丰润二县也随之划归永平府管辖。（陈仪《后湖官地议》）

后来的玉田“营田”逐渐衰退，“雍正年间，于曲河头一带营水田数十倾，今皆淤成旱地”（光绪《玉田县志》卷三《輿地志.山川》蓝泉河条）；还乡河沿岸营田“未几，田废，河亦屡决”（光绪《玉田县志》卷三《輿地志.山川》还乡河条）；玉田“营田”也有延续下来的，同治年间“至今玉田、丰润尚食其利”。（清盛康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卷一一四《工政十一.直隶水利》）

2、丰润“营田”。

丰润“营田”在丰润县南部（即现在的丰南，清时丰南属丰润县），毗邻渤海，为众水所归之地，田野广阔、平畴万顷、土壤肥沃、河流水丰、水源充足，境内主要有四条河流即王家河、汊河、龙堂河、泥河，四条河流都是混混源泉、春夏不涸，但沿途田地却得不到灌溉。怡亲王疏浚源泉和河流，建坝筑堤，自陡河开挖了一条东北向的大渠，横向贯通这四条河流，使五河之水互相调剂，多开水沟水渠、上下沟通。无雨之际，引水灌田，无干旱之患；逢雨多时，则田内之水达于沟、沟水达于渠、渠水汇于河、河水归于泊，可保稻田无水涝之灾。（清.怡贤亲王《敬陈京东水利疏》）

丰润西南为陡河所经之地，陡河古称“馆水”，南流途经“稻地”，有“官渠”，宣庄以下有数百顷稻田。

丰润“营田”所引用的既有河水也有泉水，引用的河水有陡河、泥河，泉水有黑龙潭、杨家汫等，“营田观察使”陈仪向皇帝汇报了丰润县陡河两岸“营田”情况：“因丰润县属之陡河两岸历年营田，多至十围，屡获丰收，小民睹水田之利，争愿开种。”。（清.陈仪《请修营田工程疏》）

丰润“营田”面积很大，多至“十围”，传统中的“王兰庄营田”仅有851亩稻田，只是丰润“营田”中的一小部分，丰润“营田”范围主要包括丰南横沽、王兰庄、刁家窝、曹家泊、卢各庄、车道铺、望林泊、梁家湾、胡家泊、高丽铺、菱角泊、三家淀等村庄，丰润“营田”共计开发41500亩稻田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六《水利营田.京东局》.丰润县）

3、迁安“营田”。

迁安境内的还乡河又名浭水，发源于县城东北黄山之麓，“一泉涌出，汇为方塘，澄碧中喷珠累累，西流成河，水势甚驶素有“三湾九曲”之称，河堤东决则淹丰润，西决则淹玉田，极易发生水患。怡亲王纵观治河全局，提出“酌量于甚曲之处刘钦庄、王木匠庄各开直河一道”，对部分河堤“拓而广之，更加高厚”，从而达到“无冲决之患”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五《河渠》.还乡河）

就这样，在还乡河上游迁安两岸开辟了大量“营田”，主要分布在徐流营、三里河、泉庄等地，“营田”种植面积共计1600亩水稻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六《水利营田.京东局》.迁安县）

迁安这些“营田”使还乡河上游的水势得以分流，从而减少了下游的水害。光绪年间迁安仍有水稻种植，“迁安徐流口出，今冷口外温泉左右亦开稻田，其属有糯有稻”，徐流口即徐流营。（光绪《永平府志》卷二十五《物产》）

4、滦州“营田”。

滦州地势平坦，土壤湿润，滦河充沛清澈，河流泉水众多，境内主要有沂河、暖泉、福山泉、馆水等，雍正年间，怡亲王在以上各河泉“设闸疏渠，莱芜悉成埂稻”开辟“营田”，主要分布在王家店、老新庄、苏家桥、牧朱煌、梅庄、孟家店等地，“营田”种植面积共计2712亩水稻。（雍正《畿辅通志》卷四十六《水利营田.京东局》.滦州）

可见，清朝时期唐山“营田”主要分布在玉田、丰润、迁安、滦州，按种植面积多少排序依次是丰润、玉田、滦州、迁安，整合唐山“营田”水稻种植面积共计63260亩，即便是鼎盛时期的唐山“营田”水稻种植四个州县总面积之和，跟新时代唐山“营田”其中一个曹妃甸区原唐海国有农场水稻面积32万亩相比也相差甚远。